《野狐岭》是雪漠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调整,您在从事高校管理和文学创作中是如何平衡的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纳丁·戈迪默

戈迪默的作品以种族隔离政策下的南非白人和黑人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南非的政治格局和动荡的社会、以及白人和黑人觉醒后的革命运动。她揭露了隔离政策给男人和女人、子女和父母之间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现了人物在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高压下的反抗意识。

戈迪默的写作主题及身处的社会背景使她成为后殖民文学批评重要研究对象之一。国外后殖民文学批评对戈迪默的研究起步较早,研究专着、学位论文、研究论文以及各种评论文章数量颇丰,大部分离不开对其作品的话语特征分析。国内戈迪默研究也主要沿袭后殖民文学话语分析研究,具体作品个案研究的期刊论文较多,研究专着或学位论文较少。总的来说,学界对戈迪默作品中抵制殖民主义、颠覆和解构殖民话语的后殖民话语特征多予以首肯,肯定性的代表观点集中在三个方面:戈迪默对黑、白种族关系刻板模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戈迪默的叙事模式对西方文学传统范式的颠覆;戈迪默对南非非种族混杂文化的建构和预期。戈迪默被认为在南非的解殖民化进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斯蒂芬·克林曼认为戈迪默克服了困扰很多白人写作的“殖民困惑”,“深深地融入了发展中的南非非种族文化”。国内学者王旭峰说她的写作伸张正义,“充满了对新南非美好未来的爱与希望”。

然而,另有批评家从戈迪默作品话语特征的分析中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认为她是一个白人殖民作家,她的小说“根植于西方个人自由主义传统”,对南非黑白世界的反复呈现强化了殖民话语典型范式和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凯斯琳·瓦格纳说戈迪默虽然处理“后—殖民现实的种种事物”,“在本质上却卷入到一些殖民主义原型范式中”。蒂姆·布勒南认为,戈迪默和其他“来自白人联邦各国的作家虽然明显地起着调和的作用,但最好纳入欧洲帝国小说的范畴”,“他们太像那个虚构的所谓主流的‘我们’”。此类评论直指戈迪默陷入的殖民共谋问题,而她的白人身份似乎成了一个不可辩驳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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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迪默不仅善于描写受压抑的白人心态、社会的畸形和人性的扭曲,也敢于正面描写黑人战士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正义斗争,歌颂为正义而英勇献身的人们。她以其创作实践证明,在南非,作家的基本姿态“只能是革命的姿态”。戈迪默以热切而直接的笔触描写在她那个环境当中极其复杂的个人与社会关系。与此同时,由于她感受到一种政治上的卷入感——而且在此基础上采取了行动——她却并不允许这种感觉侵蚀她的写作。尽管如此,她的文学作品由于提供了对这一历史进程的深刻洞察力,帮助了这一进程的发展。

戈迪默的小说,尽管政治色彩浓郁,道义上的迫切感贯串其中,却不失文学性和艺术性,显出非同寻常的力量。戈迪默常用清新隽永中透露着灵气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配以象征手法,使得作品充满诗意。同时戈迪默擅长心理描写,笔法细腻。

尽管极具政治责任感,但戈迪默的作品不是对政治的简单图解,不是鼓动性的宣传文本。她摒弃脸谱式的人物刻画,小说中所有人都难逃种族政治带来的劫难。在以沙佩维尔惨案为背景的《失落的资产阶级世界》中,离异的年轻白人女子遭受着身体政治的煎熬。在短篇小说《跳跃》中,仇恨黑人的非洲白人男子帮助白人重夺政权,后又因白人暴行而背叛白人,最终精神崩溃,在自造的恐怖囚房中颤栗。另一短篇代表作《士兵的拥抱》描写一对同情并帮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妇,在欢庆革命胜利的日子里,从单纯的喜悦转入反思和审视,在严峻现实中发现了种种不合理,于是惶惑忧虑。这种悖论式的笔法将容易流于种族问题情节剧的戏剧冲突化解在深刻复杂的广阔人性环境之中,不单纯依赖戏剧情节的发展。戈迪默还逐步尝试西方现代小说技巧,采用复杂的叙事结构和象征体系,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之间不断转换,人物行为、对话和意识流相互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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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力、想象力和创造力使戈迪默能够突破经验世界的局限,用真实的历史逻辑演绎出合乎情理的虚构。她的第五部长篇小说《贵宾》的背景不是南非,而是一个新独立的非洲国家。刚登上总统之位的慕韦塔和革命功臣施因扎互有政治成见:前者视后者为危险人物;后者认为前者已背离初衷,与过去的白人政权一样腐败。果然,施因扎发动全国总罢工,慕韦塔派兵镇压,主人公布雷这位贵宾则在混乱之中被打死。小说以毫无英雄气概的偶然死亡凸显现实与理想的差距,直面权力对人性的腐蚀。

与种族隔离时代不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小说中,戈迪默笔下的人物大多对自己的身份有清晰认识,由此带来的强烈负罪感让他们心力交瘁,渴望救赎。在《家乡话》、《第一感》、《遗产》等小说里,政治斗争、种族偏见、信仰危机始终伴随着主人公,他们都怀疑自己的身份,但终究都通过爱情、妥协及亲情解决了身份矛盾。但在刻画无归宿感的逃避之举时,戈迪默的笔触有如一场冷峻的战斗,体现出“局外人”的悲凉。

研讨会结束时,雪漠对出席的专家学者们表示了感谢,并分享了自己创作长篇小说的“诀窍”——作家的人格修炼——及他创作的理由。雪漠表示,他所有的作品,都是在向往与文学追求的落差中纠结、交织而成的,《野狐岭》也是这样的产物。雪漠坦言,自己的心中也出现过无数类似的理念搏杀,最后宁静下来,就想把那个世界表达出来,而这种表达需要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于是就出现了大家所说的形式创新。但这种创新更多的是一种灵魂的自由喷涌,而不是刻意为之的。

丁:您是90年代较早的公派读博的学生之一,求学的历程是从河南上蔡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德国汉堡,之所以要谈起这点,事实上是因为您那部广为读者赞誉和好评的长篇小说《远东来信》。那部小说被称为是“中国版的《辛德勒的名单》”,从构思到完成,据说用了18年时间,因为小说是写被尘封的中国人保护犹太人免遭迫害的故事,所以我猜想它与您的求学经历一定有着某种关联,至少它应该拓宽了您的人文视野,您在留学过程中最为深刻的经历是什么?那么,又是什么动力促使您要去完成这样一部有着大爱情怀、惊心动魄的作品的?

这一时期,对革命历史与革命战争的重述展现出新的风姿。黄亚洲的《日出东方》围绕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将中国革命史上的风云际会写得惊心动魄。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在诠释战争、权力、政治的同时,聚焦人性、欲望、命运的交织。都梁的《亮剑》反映了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成立时期,一个部队硬汉体现出的人性尊严。邓一光的《我是我的神》独具特色地描绘出与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革命者及其后代们的命运和心路历程,既真实可信又扣人心弦。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野狐岭》是雪漠创作的第七部长篇小说,系中国作协重点扶持作品和东莞文学艺术院签约作品。小说以解开驼队消失之谜为线索,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发生于百年前的西部骆驼客的探险故事。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以来,在读者、文学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影响。

1995年,我偶然在当地德文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的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面对德国人的疯狂迫害与残杀走投无路之际,中国驻维也纳总领事何凤山向数千犹太人发放前往上海的签证以及近三万名犹太难民在上海得到救助,免遭纳粹杀戮的事件。这让我内心掀起了波澜巨浪,我决定创作一部文学作品,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二战期间,中国人民在自己遭受日本侵略者迫害和屠杀的苦难岁月,仍然怀揣着民族大义,无私地庇护着大批面临被屠杀境地的犹太难民,并为此做出重大的牺牲。自此,经过大量采访、调研、搜集资料后,18年如一日,矢志不渝,坚持不懈,写就了长篇小说《远东来信》!

《光明日报》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研讨中与会评论家认为,《野狐岭》是雪漠小说创作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调整,也是今年小说界的重要收获。一方面,这部作品延续了雪漠小说一贯的主题——西部文化,把消失的西部骆驼客的生活写得丰沛饱满、细致生动,另一方面,它又在小说的叙事形式上进行了创新,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和探索性,是作家日益复杂的世界观的一种表现,也是最能体现雪漠叙事才能的一部作品。评论家表示,《野狐岭》显示了雪漠的成熟气象,它既是西部写作,也是开放式的话题写作,具有“临界写作”的特点。这部作品让人们既看到了雪漠强大的写实能力、雄强阔大的大漠情绪、饱满有力的灵魂力量,又看到他创新的努力、强悍的才华、天然的呼风唤雨的能力,以及平衡神圣生活与世俗生活、宗教与人性、惊险叙事和现代史讲述,和嫁接民俗与现代、先锋与通俗、历史与当下、南方与北方的整合能力。从阅读看,《野狐岭》的整个设计都是考虑读者的,颇具挑战性,有多种阅读的入口和途径,具有沉默的力量、叙事的魅力和人性的震撼力量。此外,这部作品也有影视化的价值和可能。

张: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德国留学期间,描写二战时期德国人冒死拯救犹太人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开始热播,影响很大。每当和外国朋友聊到电影,聊到民族与人性光辉时,总会有人提到中国人在二战期间只想着为自己而战,没有为其他民族作更多贡献的国际情怀,中华民族再有五千年文明,也是黯淡无光的。西方社会在人道人性领域对中国人颇多微词,无论是三五好友闲聊时的无意流露,还是西方主流媒体的大肆渲染,都让我内心十分酸楚。我一直在思考,文化与精神是一个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上的站立不能只是经济上的腾飞,更需要在文化上和精神上站立起来,以积极的心态勇敢地自信地向世界发出自己的声音,还是一个留学生的我,从那时候起就想为此做点事情。

作者:梁鸿鹰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雪漠是甘肃小说八骏之一,也是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村第一副村长,系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大漠祭》《白虎关》《西夏咒》等作品。曾获得“第三届冯牧文学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评论界普遍认为,雪漠描写的生活和人物是中国文坛其他作家很少涉猎的,在描绘西部广阔生活,揭示西部文化心理方面,雪漠的作品提供了很多话题。

丁:据说您有两部长篇小说已被改编成电视剧,目前正在拍摄中,很是期待。您是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改编这件事的?

新世纪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与新世纪的社会生活一样宽阔丰厚,滚滚向前。社会经济生活的高歌猛进,思想观念的风云激荡,直接推动着文化创造的勃兴与超越。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佛教在线北京讯2014年10月19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人民文学出版社、东莞市文联共同主办,东莞文学艺术院、东莞市樟木头镇“中国作家第一村”协办的“雪漠长篇小说《野狐岭》研讨会”在中国作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东莞市作协主席詹谷丰,东莞文学艺术院副院长柳冬妩出席会议并讲话。雷达、吴秉杰、胡平、胡殷红、吴义勤、贺绍俊、孟繁华、张颐武、陈福民、张柠、李朝全、岳雯等二十多位批评家与会,就《野狐岭》的艺术探索、西部写作等议题展开研讨。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主持。

才能真正起到成风化人的作用

知识分子题材的深入开掘同样是新世纪以来当代文学的重要特征。宗璞的《东藏记》,以女性的温情笔调,生动展现了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战火逆境下胸怀家国天下的境界,讴歌了一代人的坚韧坚守和博大胸襟。刘醒龙的《天行者》讲述了一群20世纪90年代基层民办教师的辛酸经历,分享乡村教育的艰难。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串接起一个个发生在不同人生阶段、不同人、不同时代的爱情故事。李佩甫的《生命册》刻画了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知识分子,探索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失去方向的可能性,具有很强的内省性。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张新科:我在大学是学理工科的,一般来说,学理工科的人理性思维强一点,学文科的感性思维强一点,而文学是偏感性的。所以,学理工的一般只写论文,不写小说。我的情况特殊,我的创作欲望其实早已萌发,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就开始了,完全源于个人爱好,与专业无关。那时所谓的文学创作,是诗歌、游记、感想、散文之类的东西。写的东西被学校和地方性的刊物收录后,给予了自己极大的信心和动力。随着视野、知识、阅历的增加,自己对文字对文学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优秀的作品有着一种无穷而神秘的力量,展现的不仅是文字、逻辑和故事,更是善良、情怀和担当,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比文学更有温度、更润物无声、更余味无穷。正是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的力量,多年来我潜心生活深处,结交各式人物,体味人间冷暖,不断用作品关注人性悲悯,讴歌平凡劳作,敬畏善良正义,塑造国家和城市精神与个性,彰显时代风潮。

[ 责编:李丁丁 ]

也“活在”我的眼前

从新世纪以来这些优秀长篇小说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现实主义仍然是当代文学创作具有主导性的潮流。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创造,其特异性、精神超越性和审美创造性有了新的发展。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合力影响下,长篇小说的思想追求、美学品格和文化趣味使之成为国民阅读的主流,体现出多种文化要求、文化风格、文化境界兼容并包的景象。

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创作历史题材作品,就是出于我内心深处对英雄的无限敬仰。近年来,受江苏省委宣传部委托,无论是创作《苍茫大地》还是《鏖战》,我都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追随英雄的足迹,自费分别到国内外三十多个城市采访采风,行程近十万公里,挖掘数以百万字中文、英文和德文版史料、实地采访、深度调研,并牺牲节假日和休息时间,谢绝几乎所有的应酬,每天只睡五个小时左右,倾注深情与心血,终于撰写完成这两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2018年清明节,我第三次来到《苍茫大地》主人公许包野的老家广东澄海祭扫,献花献书,隔空倾诉,我对革命先辈的敬仰之情是无以言表的。目前,《苍茫大地》与《鏖战》两部小说,先后被江苏省委党校列为干部培训必读书目,这也令我倍感欣慰。

以制度运行、经济变革为背景的叙事在新世纪同样有新的进展。陆天明的《省委书记》与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张平的《抉择》、周梅森的《至高利益》等作品一样,以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为己任,全景式表现社会矛盾与社会治理过程中各方面势力的较量,塑造了三代省委书记的形象,具有动人的现实主义魅力。何香久的《焦裕禄》从一个穷苦孩子的艰难求生讲起,挖掘了焦裕禄与自己脚下土地的关系、与自己家乡的关系,还原了一个贫苦家庭子弟成长为基层领导的过程。与现实人物塑造并行不悖的是作家对历史人物的深度挖掘。二月河的《雍正皇帝》跨越康、雍、乾承先启后数十年的历史,以笔立史,刻画了雍正皇帝一代帝王的饱满形象。

丁:我知道您2017年出版长篇小说《苍茫大地》获得了江苏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弘扬雨花英烈精神、描写雨花英烈英雄事迹的长篇小说;近来您又完成了描写淮海战役的新长篇《鏖战》,似乎您的创作对历史题材尤为偏爱,是什么促使您以历史事件为基础创作小说?您曾说“文学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在写作中您是如何让自己的这一观点一步步得以实现的?

在接续乡土文学优良传统方面,贾平凹的《秦腔》勾画出商州、秦岭一带农村新旧转型时期的斑驳画卷,把农民与土地之间的情感写得感人至深。周大新的《湖光山色》以恬淡舒缓的笔调,反映当代农村女性争取独立与尊严的艰难和喜悦。铁凝的《笨花》在回望历史中寄托情怀,留在读者心里的并不是呼啸而过的历史飓风,而是经受冲击后,顽强的乡野平民和广阔的乡村生活所体现出来的巨大包容性,以及我们民族仁义、正气、自尊、自强的精神品格。

丁:托马斯·曼写完新作品,有时会让全家人聚到一起念给他们听,帕慕克也会把他的作品读给与他生活相交的朋友听,你写完新作品,有没有读者为您看?倘若有,他们给您作品提出过什么具体的意见吗?可否例举一二。

进入新世纪,城市题材小说的创作既源自新生活的推动,也是回望过去的结果。毕飞宇的《推拿》力图写出盲人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表达他们同样需要被尊重和被关注的精神需求。小说节制却富有张力,看似浅淡却极有力量。金宇澄的《繁花》试图重新建构上海普通民众生活的原生状态,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层面还原上海城市生活。对古代传统叙事、极简风格的追摹,对日常细节的归真式探究,使《繁花》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而关注城市里人的成长,描摹人在成长阶段的迷茫、激情、浮躁,单纯、怯懦与善良,则构成了苏童《黄雀记》令人难忘的元素。陈彦《装台》写的是城市最底层里的小人物,他们快被生活压垮了,但始终希望拥有自己的价值和生命尊严。作家在还原这些人的生活时,始终没有忘记把充满烟火气的世情与多彩的人生和盘托出,折射出人性的温暖。

丁:美国作家约翰·厄普代克在长篇小说写作时,期间会试着变换不同的写作内容,他认为散文或诗歌对小说的写作会有帮助,您在小说创作外,是否想过从事编剧写作或其他文学体裁的创作?

奇幻瑰丽的边疆地区成为作家锻造力作的土壤。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借一位老妇人之口,写出了鄂温克族人口式微、艰难繁衍的大爱大痛,讴歌了与命运抗争的顽强精神。范稳的《水乳大地》塑造了藏传佛教活佛、纳西东巴教代表、基督教传教士、红汉人干部还有不惧天地鬼神的康巴汉子等形象,小说在流光溢彩的故事讲述和跌宕起伏的冲突塑造中,很好地反映了多民族混居、多文化冲撞与融合的必然。杨志军的《藏獒》展示的是藏獒之间、人与藏獒之间的种种矛盾,借此讴歌为草原和平做出巨大牺牲的人与藏獒,在塑造传奇中体现出豪迈悲凉的风格。姜戎的《狼图腾》写了我国政治文化氛围极为特殊的年代里,内蒙古草原牧民维护草原生态平衡的努力,也书写了狼这一物种凶悍残忍但智慧协作的精神。

在网络文学与科幻小说方面,阿耐的《大江东去》以现实主义的手法书写了改革开放进程中,国营、集体、民营和外国资本等几种主要经济形态在中国社会中发生的变化,交织出一幅转型时期,工人、农民、小市民、个体户、企业主、政府官员等人物命运纵横交错的社会图景。刘慈欣的三卷本《三体》把过去、现在与未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毕竟,对希望的执着,对人性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超越现实,开拓更加美好的未来。这也正是科幻文学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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