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作者精心塑造的革命母亲形象,《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

陈敬黎长篇小说新著《汀泗桥》延续了他之前小说创作的一个风格特点——长而又长。尽管写的只是一个小镇横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但以400多个人物(其中100余个是原型人物)、141万字的篇幅来演绎,这在小说创作中虽然不是独一无二,却也并不多见。但读了《汀泗桥》后,我还是认同了作品自身的逻辑:长有长的道理。这部长篇尽管可以一座桥名或一个镇名总而括之,但它的内涵极为深广,这种内涵的深度和广度是通过对汀泗桥的地域性、历史性、革命性和人性四个方面的阐发和挖掘而呈现的。评价一部长篇小说的艺术价值,角度是多方面的,有的作品是因为提供了深刻的思想,有的作品是实现了形式的创新,但也有的作品是以一种对日常生活的细密描写,呈现生活本身的质感和魅力,呈现人性的多个维度,使读者获得一种体验式的愉悦或沉思,《汀泗桥》即属于这类作品。而这类小说往往需要较大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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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尔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作家,苏联文学的奠基人。他以卓越的艺术创作,把世界无产阶级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
高尔基生于尼日尼·诺夫戈罗德城一个细木工家中,因父母早亡而幼年失估,童年生活十分不幸。先后当过流浪儿、学徒、工人、杂役等。青少年时代的高尔基生活在社会最底层,饱尝了生活的苦难。他只读过两年小学,靠勤奋自学成了伟大的作家。1888年和1891年,高尔基为了广泛地了解社会和寻求真理,曾两次到俄罗斯南部漫游,这使他加深了对人民痛苦生活的了解,同时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创作素材。1892年,他用马克西姆·高尔基这个笔名在《高加索报》上发表了处女作《马卡尔·楚德拉》,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高尔基的文学创作道路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早期。高尔基开始其创作活动的时候,沙皇反动统治已经到了末日,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革命形势的高涨激发了作家的创作激情。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具有两种色彩和风格,一种是浪漫主义的,一种是现实主义的。属于浪漫主义的作品主要歌颂英雄的献身精神,反映劳动人民反抗沙皇统治、渴望自由解放的革命激情。如取材于民间传说的《伊则吉尔老婆子》等。伊则吉尔老婆子》写英雄丹柯为给人们在黑暗的森林中照亮前进的道路,毅然掏出了自己胸膛里燃烧着的心。《鹰之歌》中,雄鹰尽管身负重伤快要死去,却仍然向往天空中自由翱翔的生活。高尔基笔下丹柯和鹰的形象,是19世纪末俄国革命者反抗沙皇暴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精神的集中概括。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主要表现了作者对旧世界的无比仇恨,对现实的深刻批判。作者刻画了不少感人的流浪汉的形象,通过这些形象,揭露了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如《切尔卡什》、沦落的人们)等。
1899年,高尔基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杰耶夫》。作者通过商人之子福玛·高尔杰耶夫性格的形成和他同本阶级的冲突,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崩溃的必然性。这部作品的出现,标志着高尔基的创作走上了一个新阶段。
1905年革命准备时期和革命时期。20世纪初期,高尔基同布什维克党的联系日益密切,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把文学创作同革命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这时,他的创作从短篇小说转到中长篇小说以及诗歌剧本方面。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母亲》、散文诗《海燕》、《底层》等。
《海燕》是高尔基的着名诗篇。1901年2月高尔基在彼得堡参加了革命群众的游行活动,他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和亲自经历,写下了这篇反映革命斗争的战斗诗篇。为了避免沙皇政府的检查,作者采用了寓言形式和象征手法,表现出了革命人民与反动势力之间进行的激烈斗争,揭露了机会主义者和小市民的丑恶嘴脸,歌颂了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战斗精神,热情欢呼着革命高潮的到来。诗中风、云、雷、电象征着黑暗的反动势力;海鸥、海鸭、企鹅象征着害怕革命的资产阶级社会阶层;汹涌澎湃的大海象征着日益觉醒的革命群众;暴风雨象征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海燕则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化身,是作者歌颂的中心形象。《海燕》是革命的檄文,战斗的颂歌,它一经发表,便不胫而走,传遍全国,成为革命的号召书。高尔基因此被捕,后来,又被流放到南俄。
《底层》是高尔基影响最大的剧作。它是高尔基在社会底层20年生活的艺术总结,同时也最能代表高尔基的戏剧风格。剧本描写了一群被抛弃到生活底层的流浪汉的悲惨遭遇,强烈控诉了黑暗的沙俄社会,向人们揭示了变革社会的不同途径和前景:游方僧鲁卡要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幻想上,其结果只能是继续听任奴役;流浪汉沙金则认为人们不仅要“喂饱肚子”,而且还应当为更崇高的生活目的奋斗,只有维持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才是生活的出路和真理。在这个剧本里,高尔基把思想问题、哲学问题提到了首位,创立了新型的社会政治哲学剧。
《敌人》一剧展示了劳资两个阵营间的正面冲突,表现工人群众的觉醒。
长篇小说《母亲》是高尔基1906年在美国写成的。它标志着作家思想和艺术上的成熟,是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在世界文学史上开辟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纪元。
《母亲》的素材取自1902年索尔莫沃工业区的“五一”示威游行事件和1905年革命经验。小说真实地描写了20世纪初俄国革命运动发展、人民群众觉醒的过程,塑造了高大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
巴威尔·符拉索夫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领导者的光辉形象。作者紧紧结合革命斗争,真实地描写了巴威尔的成长、成熟过程。
尼洛夫娜是全书的中心人物,是俄罗斯劳动妇女的代表,是作者精心塑造的革命母亲形象。通过尼洛夫娜性格的逐渐完善,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意识的觉醒。
《母亲》以对新的革命现实的真实描绘,以对时代本质的深刻概括,以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英雄人物以及新的创作方法,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作品,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新时代。
1905年革命以后到十月革命期间。1905年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者被监禁、流放和处决,反动势力猖獗一时。布尔什维克党派高尔基出国进行革命宣传,并为革命筹集资金。后来他来到意大利,侨居在喀普利岛上。由于错综复杂的思想政治斗争,高尔基受波格丹诺夫等人“造神论”的影响,于1908年写出了中篇小说《仟悔》,错误地把革命与宗教结合起来。针对高尔基这一错误思想,列宁曾多次写信对他进行恳切而严厉的批评。在列宁的帮助教育下,高尔基很快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同波格丹诺夫等人划清了界线。
此后,高尔基以革命乐观主义的情绪,写出了中篇小说《夏天》。这部被称为《母亲》姊妹篇的作品,描写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俄国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的觉醒。此外,还写出了批判小市民落后、自私和保守的作品《奥古洛夫镇》和《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以及《意大利童话》、自传体三部曲的前两部《童年》和《在人间》;第三部《我的大学》在十月革命以后完成。《意大利童话》表现了劳动者团结友爱的精神和工人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富于浪漫主义色彩。自传体三部曲反映了一代劳动者成长的曲折过程,表达了人的力量能改变命运的信念。
十月革命后。十月革命初期,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高尔基在政治上又一度误入迷途。由于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不能正确判断革命的形势与任务,错误地指责无产阶级专政的“残酷性”,过高地估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此,列宁严厉地批评了高尔基的错误,要求他“彻底改善环境,改换接触的人,改换居住的地方,改换工作”,离开彼得堡,去部队、农村和工厂观察“新生活”。1918年8月30日列宁被社会革命党党徒刺伤,这件事使高尔基受到极大震动,他亲自去克里姆林宫看望列宁,当面向列宁承认了错误。之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文化事业的领导工作和文学创作之中。
1921年高尔基因病严重,出国疗养。在这期间,他写了不少作品,除完成《我的大学》外,还写了长篇小说《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和《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以及剧本《耶戈尔·布雷乔夫及其他的人们》。1928年高尔基回国。1934年主持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并当选为作家协会主席。此间,高尔基发表了大量文艺理论着作和批评文章,就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文学的本质与任务,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形象、典型、创作方法、艺术技巧以及继承和革新等问题发表了看法。他还积极从事文化建设的组织工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和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是高尔基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他的全部作品中占有特殊的位置。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具有双重的总结性:一是作者对自己创作的全面总结;一是对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艺术总结。小说的情节从1877年开始,直到1917年,历时40年。小说对这期间的风云变幻、历史事件囊括无遗。小说中活动着“所有阶级的代表人物”总共约有800个之多。小说的主人公是克里姆·萨姆金,他40年的生活历程构成小说的主线,小说的副题是《一个灵魂空虚的人的故事》。
主人公萨姆金是一个出身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不自愿的革命者”,他追求的是“最独立不羁的位置,而这种位置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却对他最相宜”。他在革命高涨中加入了革命阵营;而在低潮时,即表现出敌视革命的面孔。他崇拜“个人英雄”,轻视人民;对待爱情,也是为我所用,和许多女人同居,而无爱情可言;他的政治立场多变,十分善于伪装,他参加了革命,却又与宪兵、暗探等反动分子混在一起。1905年12月起义时,他逃到外省,离开革命。起义失败后,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当革命再次高涨起来时,他公然阻拦迎接列宁的群众,“像一个充满了卑贱拙劣物品的脏口袋一样”被历史抛弃了。萨姆金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的典型。萨姆金的毁灭是历史的必然。
总之,《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生动地再现了革命前40年间俄国社会生活的广阔图景和一系列重大事件,塑造了几乎无所不包的社会众生相,并且表现了各种思潮、学说、流派之间的纠葛与冲突,所以被称为那一时代“俄罗斯精神生活的编年史”。主人公萨姆金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命运归宿,具有可据以认识俄罗斯、了解俄罗斯民族心态的意义。通过这一形象,作家力求在性格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探索俄罗斯历史、文化与人的命运之间的复杂的有机联系,揭示俄罗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的基本特征,促进民族精神文化的革命性转换。小说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鲜明的理性色彩和波澜壮阔的史诗风范。在艺术技巧方面,作家广泛吸收了现代派的某些成功经验,如描写人物的梦境、幻境、联想、潜意识,以象征、隐喻、荒诞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内心状态和意识流程,显示出20世纪现实主义的新动向。

凝聚浩瀚的中国精神

地域性或者说地域色彩是《汀泗桥》一个鲜明的风格追求。书名是一个标志,而书中景观、风俗、器物、语言的方言化等等,也都有很强的地域标记或烙印,这种地域性成为《汀泗桥》的生动性和趣味性的一个来源。而地域性的实现与否,也能衡量出一个作家的功力。不充分的地域性是一个贴上去的标签,只会使作品显得灵魂苍白。而《汀泗桥》鲜明的地域性有机地构成了作品厚实的底蕴和坚韧的质地。

刘白羽,1936年毕业于北平民国大学中文系,1941年参加革命工作。曾任国务院文化部副部长,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等。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回忆录《心灵历程》获1995年优秀传记文学奖。

经典作家之 草 明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读后

《汀泗桥》时间跨度以人民解放军解放汀泗桥为截止,小说的时间定于清末至解放战争之间,作者写的是汀泗桥的现代史。历史性是这部小说的另一个定位。书中的400多个人物都是历史人物,其中真实历史人物达100多个,还涉及国共高层人物。这对作家写作来说意味着更多和更大的挑战。写作历史或许给作家带来挑战生活与知识艰难的乐趣,但这不是作家最高的追求。《汀泗桥》定位为历史小说,或许是作者认为汀泗桥这一段历史隐含了汀泗桥当代发展的密码。作者为写这部小说,潜心采访当地老百姓60多人,其中十几位是80岁以上老人。他能将当年汀泗桥百余家商号所在位置手绘成一张图纸,为写这部小说积累的读书笔记多达20万字。历史性的追求和扎实的写作使这部小说获得了极大的纵深和厚重的分量。

我在开国之初,从南下作战的骄阳如火、泥泞暴雨中归来,那种鲜明的生活跃跃在目,就无法控制,一挥而就,写了中篇小说《火光在前》,我并未立意要歌颂第一个十月一日,无意中在结尾处却响起了新世纪的洪亮的钟声。

编者按

《汀泗桥》也可以被归类为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书中所写的汀泗桥的历史,也是汀泗桥的革命史。革命性,是这部小说的一个重心。这是由一种必然性所决定的。中国现代史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汀泗桥的现代史首先是革命史。然而现代中国革命既不是自然而然地发生,也不是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般凭空出现,革命需要革命性的开启、发生和成长。《汀泗桥》表现了男主人公刘来宝从汀泗桥饭馆小伙计起步,加入革命阵营,经过重重出生入死的考验,最后成长为共产党的区委书记的曲折历程;表现了汀泗桥地区在辛亥、北伐、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受的革命战争洗礼,表现了汀泗桥的革命与反革命的激烈搏杀。以汀泗桥革命为叙事中心,小说可谓抓住了汀泗桥现代史的主脉。

1985年,刘白羽在古稀之年创作完成的30万字长篇小说《第二个太阳》于1991年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对于一个始终执著地在文学创作中追求理想、诗意和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的作家来说,对于一位亲眼看到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伟大瞬间的革命见证人来说,创作这样一部作品是刘白羽多年来的夙愿。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即在《人民文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部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篇小说《火光在前》,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进程。他曾这样谈到:“《火光在前》是我长久以来在战争生活中,不断感受、不断酝酿着的诗。……普罗米修斯盗火使人间有了火;我们现实中的英雄,却是从人间消除那灾难的火,而升起胜利的火焰。于是在南渡长江的战斗行进中,一个早晨,我确定了《火光在前》这部小说的主题。”随着历史的推进和作家认识的不断深化,作家本人越来越不满足于这部小说,萌生了“再写一部”的创作冲动。《第二个太阳》也可以视作《火光在前》的“续篇”。作家在他的文集中有意将这两部作品排在一起。《第二个太阳》正是一部为激情所燃烧的、厚积薄发的作品,充分体现了一个革命作家的信仰与革命情怀。恰如作家所述:“这个战斗的集体改变了我,影响了我的世界,道德标准,美的原则……以至我的性格。反正火药与战尘是不会白白从我们心上吹过去的,阶级兄弟的生命又怎能不在我们心灵中投下种子。”在《第二个太阳》中,作家的创作意图一一得以实现,战火记忆得以充分地寓形,这是刘白羽半个世纪的创作道路上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草明在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史上,并非声名显赫的大师级作家,但其一生的文学道路与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和共和国文学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其文学业绩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风景。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学习出版社联合8家出版社,联合推出“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丛书。这套丛书收录了从1949年至今,描写我国人民生活图景、展现我国社会全方位变革和讴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70部原创长篇小说精品力作。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为介绍这套鸿篇巨制,本版约请三位文学评论家撰文,以年代为脉络全面梳理这套丛书,展现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文学发展的成果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伟力。

《汀泗桥》对人性的表现亦多有令人称许之处。诚然,没有抽象的人性。革命性也是人性的一种体现,但革命性不是人性的全部,也并非所有的人都是革命者。对人性的描写,尤其是对革命与人性的交融和冲突的表现,成为《汀泗桥》这部小说纷呈的异彩。小说以刘来宝、周秀梅因相亲相识始,铺展了两人热烈而无法公开的恋情。刘来宝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汀泗桥的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周秀梅支持情人刘来宝的革命活动,但这是因为爱情而不是理解和相信刘来宝的政治信仰。在那样的年代,革命胜利与否犹在未定之天,革命不会干预刘来宝和周秀梅的爱情,甚至革命赋予两人的爱情以正当性:毕竟寿春堂掌柜、名医张海量和周秀梅的婚姻是建立在残酷的欺骗的基础上的。但革命又有党性和纪律的刚性,要求革命者无限的忠诚。在革命利益面前,革命者必须无条件放弃个人利益。小说的最后,汀泗桥革命胜利,但面临着国民党残余势力的反扑,在反革命暴乱袭来之际,周秀梅与张海量的儿子、被刘来宝培养为地下党员的张荣庭等人,却因地域和乡情的影响分不清形势,立场模糊动摇,即将被革命政权严厉处理。周秀梅因此对刘来宝深感失望,投河自尽。小说以周秀梅的悲剧爱情和婚姻始,以周秀梅的悲剧命运终,如此蕴含着革命与人性的张力的结局,显示了小说的一种内在深度。

这里,题解一下书名也许是需要的:700多年前,一个诞生在意大利的跨世纪的伟大诗人但丁在他的不朽诗篇《神曲》中记叙他从地狱经过净界到达天堂后所看到的壮丽景象时这样写道:“突然间,我似乎看见白昼上又加上了白昼,仿佛万能的神用第二个太阳把天空装点起来。”刘白羽在他的长篇《第二个太阳》中引用这位被恩格斯称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世纪的最初一位诗人的伟大人物”的这句话作为卷首语,以表达他对中国革命新时代到来的歌颂和欣喜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作家在这部书里所选定的是一个宏大壮丽的主题,表明了作家意在写一部反映中国人民争取新生、实现跨世纪伟大进步的大书。

草明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走上文学道路的,其时正是世界和中国弥漫着左翼思潮的“红色年代”,1931年,18岁的草明作为高中生开始写作,第一篇小说《私奔》发表在学生杂志上,次年参加了左翼作家罗西组织的广州普罗作家同盟,并以自己家乡广东顺德地区的缫丝女工的生活为题材,写出了《缫丝女工失身记》等作品,发表在罗西主编的广州左翼文艺刊物《广州文艺》上,以“草明”作为自己的笔名。的确,草明的文学道路和写作中始终贯彻、矢志不渝的红色基因,即由此而奠定,成为伴随她终生的政治与文学的色调。

“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孙犁、赵树理、徐怀中、周立波、王蒙、莫言、陈忠实、王安忆、韩少功、贾平凹、迟子建、金宇澄等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小说中的张海量也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接受父母以欺骗的手段给他娶来周秀梅,另一方面为了维持跟周秀梅的婚姻而忍气吞声。他是喜欢周秀梅的,他同时又是一个很在乎自己和家族名声的人,为了这喜欢,为了这名声,他背负着道德的十字架苟活于世,最终以自杀得到解脱。这是一个极其隐忍的人,也是一个难以定性的人,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种复杂的人性。小说将这样一种人性表现得细致入微、千回百转、惆怅复惆怅。对人性洞察之深邃,挖掘之通透,是这部小说的又一成就。

那是经过夏季火焰般熬炼之后,突然在我面前展开了那样一个清新的、美丽的早晨。

1934年随着广州白色恐怖的加剧,草明与罗西来到上海,在《中华日报》副刊主编聂绀弩邀请的聚会上,草明与胡风和罗西等人见到了尊敬的鲁迅先生。在上海期间,草明写作了更多的隶属于左翼文学范畴的文学作品,出版了第一部中篇小说《绝地》,参加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并与鲁迅、茅盾、巴金、罗西等17人联合签署《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1935年一度被捕入狱,得到鲁迅、茅盾、胡风、张天翼等人的设法营救和经济支持。1936年出狱后,继续从事左翼文艺活动,鲁迅逝世后她参加了治丧委员会工作,与同是广东人的许广平一起到鲁迅墓地。与鲁迅的结识和鲁迅的教诲,成为草明左翼文艺生涯中的重要事件,对其思想与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49-1976:

判断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不能不看它对生活真理揭示的程度。同样,判断一个作家在创作上是否拥有优势,也并不完全在于他掌握素材的多少。如果作家不能用一定的创作思想将这些素材阐明,而是让其以一种不成熟的、没有被概括和被照亮的形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那便失去了生活素材自身的意义。优秀的作家总是要赋予他的素材以一种生气贯注的激情。在《第二个太阳》中,我们看到的正是作家处理生活素材的开阔视野和思想高点。它的素材是以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活生生的形式”呈现于读者面前的。

草明在极其年轻的时候就投入和参加30年代的左翼文艺活动,其人生道路和文学道路的选择是正确和具有历史意义的,她取材于广东缫丝女工等下层劳动者生活的写作,是有价值的,特别是她在上海期间的创作逐步成熟,《绝地》的出版为她赢来了优秀左翼女作家的名声。但实事求是地说,草明的左翼文学创作趋于形成在题材和写作上的特点,却只是30年代左翼文学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与伴声,与同时期的肖军、肖红、叶紫、沙汀、艾芜、周文等左翼青年作家相比,尚难称为最优秀者。历史还在等待草明在文学道路上的继续跋涉和攀登。

反映新生活 奠定新方向

其一,作者在这部作品中体现了对人民革命胜利原因的正确评价。《第二个太阳》叙述的是一支以秦震为首的兵团部队南下武汉、湖南的进程,时间跨度仅几个月。但是作者没有单纯写这支队伍的行军打仗,其间穿插了大革命、中央苏区、长征以及延安、东北解放战争等几个人民革命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恐怕不仅仅是作者出于节省篇幅的一种构思上的考虑,而是体现了作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认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之所以能走到今天,没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二十几年的革命战争是不可能的。在一部带有史诗规模的长篇小说中,惟其对历史进程作出最广阔和集中的概括,才能使“这一段”历史符合生活真实。

草明的世界观、文学观发生脱胎换骨的巨变,是在延安文艺整风之后完成的。抗战爆发后,草明与欧阳山等一起参加了抗战初期的抗战文艺活动,1940年入党,1942年到达延安,在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工作。次年她与欧阳山一起拜访了中共领袖毛泽东,这次会面对草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此后直到晚年,草明在很多文章中都回忆这次的会面与谈话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的意义。在随后开始的延安文艺整风中,草明积极参加,她聆听了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报告的绪论部分,以及朱德、陈云同志关于世界观转变、关于作家与工农大众关系的讲话。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思想洗礼,带来草明世界观与文学观的根本性转变,使草明彻底服膺毛泽东文艺思想,并形成了终其一生都始终坚持的文艺思想和认识:首先,革命的进步的作家必须隶属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即必须是党的政治组织和文学组织的一员,作家的思想与创作都必须与代表人民大众根本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的政治集团和党派的目标一致,自觉地服从和配合这个最高目标和利益,也即后来人们所说的党员作家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作家,作家的身份和意识臣属于政治身份和政治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华民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与这个历史时期相对应的,是文学的全新变化。这个时期文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文学成为构建社会主义文化空间的组成部分。从1949年至1976年进入共和国之后的这“十七年”,最为发达和成功的文学样式,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题材小说。

正是这种对人民、历史、战争、胜利的整体思考决定着这部作品的结构。小说以秦震率领的南下部队为主线,大革命的先驱、武汉工人运动、我党白区工作战线、沿线的铁路工人等几条线索紧紧扭结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网络,从而保障了作品能从最广阔的面上对历史作出概括。

第二,文学的表现对象是人民及其创造的生活,作家及其创作相比于人民大众创造性的、历史性的生活与实践,是第二位的,并不比创造历史与生活现实的人民及其先进分子高尚伟大,人民大众及其生活与实践是主体性的,而作家只是对前者进行艺术发现与表现并为之服务的文艺工作者,即不仅人民大众的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中的人民在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中是高于作家的,作家的创作及其成就都来源于前者。这是草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聆听毛泽东、朱德和中组部部长陈云的讲话后深切感受到并在其一生中不断提到的思想认识和共鸣。

长篇小说《创业史》插图 蔡亮/绘

其二,整部作品充溢着革命浪漫主义的激情。作者说过:“生活深深打入了我心灵的,不是它的表面现象,而常常是透过形象而含蓄其中的一种饱满的深情,它们或者是清新的,或者是雄伟的,但没有生活的感染,没有内心激情的反映,就不可能触发创作的灵感,开始进入创作。我们不能忘记所有文学作品都是广义的诗,而这经常是来自我们奔腾的生活急流中那无限深厚的诗。”可以说,《第二个太阳》在书写革命战争的艰苦,如山洪暴发、南方酷暑时,采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描写手段;但在追寻历史的回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时,则采用了象征的基调。作者似乎无时不在交替使用着战争描写的近景与远景。这里绝不见那类编年史的冷淡语调,作者总是善于熔严肃的叙事与亲切的抒情于一炉,体现出抒情性的叙事风格。太阳、黎明、明天、早晨这些诗意的形象交叉重复出现在作品中,犹如电影中的主观镜头,烘托着主题的升华。作者把书中的一个重要情节——白洁的牺牲,放在新中国宣布成立之后,也表达了作者对中国革命的一种诗意的思考:革命的道路不是一次性完成的,革命以后还会有曲折、反复和牺牲。而在这部通篇激情澎湃、高潮迭起的书里,最终的高潮发生在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这天。作家通过描绘秦震从南下前线赶回北京参加这一历史性庆典、亲耳聆听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亲自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把全书的高潮推向顶点。在这里,作家的诗情达到沸点,给读者以极大的艺术感染。

第三,自然而然就是作家的活动和创作应该听命于组织的安排,为政治、政策、方针服务,在写什么的问题上,完全响应组织的安排和号召,文学表现对象和主体必须是创造历史的工农兵,为他们而写作,服务和配合在草明这里不是一个消极负面的词汇而是一种主动追求。为了表现好生活实践中的人民大众及展示其历史与阶级的主体性和先进性,作家应该长期深入到人民的生活实践中,与要描写和歌颂的人民及其物质生产和革命实践长期融合在一起。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了少数试图建构“史诗”的作品外,大都是具有通俗小说元素的作品。特别是革命历史题材小说,如知侠的《铁道游击队》、梁斌的《红旗谱》、冯德英的《苦菜花》、曲波的《林海雪原》以及《烈火金刚》《敌后武工队》《大刀记》等。这些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同一性,就是传奇形式中民族性的建构。它们在延续了传奇小说叙事形式和内部构造的同时,装进了新的内容,起到了教育人民、建构民族新文化的作用,替代了过去言情、武侠、侦探等通俗小说的娱乐性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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